传为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525－1569）的画作《风景和伊卡洛斯的坠落》（Landscape with the Fall of Icarus，约1560年），故事取材于奥维德（Ovid）《变形记》（Metamorphoses），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藏
作者：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这本书探讨“怀疑”（suspicion）在文艺批评（literary criticism）中的作用。怀疑是文艺批评中无处不在的情绪和方法。我们在“批判”（critique）时，究竟在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为此，我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一个短语出发，这个短语捕捉到了现代思想的精神。利科写道，一种信念把弗洛伊德（Freud）、马克思（Marx）和尼采（Nietzsche）的著作联系在一起——激进主义（radicalism）不仅是一个行动（action）或论证（argument）的问题，还是一个阐释（interpretation）的问题。社会批评家的任务是揭露隐藏的真相，提出其他人没有看到的、不光彩和反直觉的意义。现代迎来了一种新的、好斗的解读方式，利科称之为“怀疑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或译作“怀疑的诠释学”）。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都会研究利科的这段话，阐明它与近代批判史的共鸣和相关性。虽然这个短语被用来描述早期思想史，但它太有先见之明了，因为它捕捉到了我们自己的心境。即使是最朴实的研究生也能看出，文本并不愿意放弃它们的意义，表面的内容掩盖了更多难以捉摸和不祥的真相。批评家们占据了上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自以为是的任务就是找出文本未能（或故意拒绝）看到的东西。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种解读方式，但利科的“怀疑的阐释学”抓住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感受力（sensibility）和一种我们并不陌生的思维形式。因此，“怀疑的阐释学”让我们看清常常处在对立面的方法之共性，比如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y critique）与福柯式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强烈的谴责与更温和的“问题”或质疑方式。此外，这种感受力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英文系的范围。当人类学家揭露他们前辈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信念时，当艺术史学家研究权力（power）和支配（domination）的隐秘拉锯战时，当法学家抨击法律的中立性以揭露隐匿的议程（agenda）时，他们都认同一种由不满精神驱动的阐释风格。下面的内容既不是哲学沉思，也不是哲学解释，而是对一种跨领域、跨学科差异的思想风格的近距离审视。我将适时强调修辞和形式、情感和论证。虽然我的重点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偶尔也会涉足其他领域，但这本书中的许多论点具有更广泛的价值。我的目的不只是要描述（describe），还要重述（redescribe）一种思考方式，为一种熟悉的做法提供一种新的、有倾向性的态度，这样能更清楚地了解批评家如何、为什么要做解读。虽然“怀疑的阐释学”在宗教研究、哲学、思想史及相关领域中已被充分讨论过，但利科的陈述在文艺批评家中从未被接受，他们很愿意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种叫做“批判”的工作。（如今，学者们对他们的方法投以更谨慎的眼光，这种眼光正逐渐进入批判的对话中。）我们看到，虽然“批判”的概念包含意义的不同调性，但它的核心要素离不开如下几点——满腹怀疑的质疑精神和直接谴责的精神，强调相对于霸权和压迫性社会力量的不稳定性，声称从事某种激进的思想和/或政治事业，假设任何不加批判的东西一定不重要。在下文中，我试图重塑、重新考虑这些假设，并在某些情况下反驳它们。“批判”被重新命名为“怀疑的阐释学”，它对重新评价“批判”至关重要。利科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一系列通常被归类在“批判”名义下的实践——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意识形态批判、福柯式的历史决定论、各种细读文本以寻觅越轨（transgression）或反抗（resistance）迹象的技巧。这些实践以不同方式将警觉、疏离和戒备（怀疑）的态度结合进被认可的阐释学惯例，它们让我们意识到，批判既是情感和修辞的问题，也是哲学和政治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批判只是由一系列命题或知识论证组成，那我们就错了。此外，以这种方式重述批判，将批判与更宏大的、值得怀疑的历史阐释联系起来，就降低了批判的专门性（specialness），比如目光敏锐的侦探追踪他的犯罪目标，或者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指出不为人知的可疑动机，并对科学数据嗤之以鼻。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怀疑并没有被利用来达到反对或改革的目的。简而言之，这本书的目的是不去扼要表达“怀疑”的解读实践，消除激进主义的固有假设，从而使文学研究能够接受更广泛的情感风格和论证模式。同时，我并不打算撰写一部关于“怀疑性阐释”的一般历史（这或许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专注于过去四十年来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修辞，把重点放在美国。我先解释一下，我的方法不是细读几部经典作品。在“批判性思维”的范围内，我们已经有很多出版物细致评估了马克思、福柯或巴特勒（Butler）的批判的优缺点。我感兴趣的问题如下——为什么批判是一种有魅力的思想模式？为什么它很难脱离它的既定轨道？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一条隐含的故事线？它如何在空间上引导读者？它在哪些方面构成了一种整体的思想情绪或倾向？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一种兼备跨文本（across texts）和进入文本（into texts）的阅读方法。在此，入门的初级读物可以和经典文本一样带来启发。我没有总结个别思想家的著作，而是追踪集体论证模式的循环，因为它们在不同领域中循环往复。我的重点是把批判看作一种体裁和精神，看作一种超越个人的广泛现象，而不是少数杰出思想家的智慧结晶。那么，“批判”和“怀疑的阐释学”之间有什么显著的区别？这些具体的术语勾勒出怎样的思想世界，这些世界又如何融合、分裂？“怀疑的阐释学”绝不是一个贬义词。利科尊重甚至钦佩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著作所持的立场。然而，“怀疑”并不是学者们热衷的术语。显然他们担心，一旦涉及“动机”和“心态”就会削弱他们的权威。诚然，我们害怕被冠以“主观”或“感情用事”的罪名。然而，衡量学术研究的情感基调，并不是唾弃它的实质，而是要正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思想模式也是对世界的取向，它与某种态度或倾向相互融合，而论证不仅是内容的问题，也是风格和基调的问题。此外，在坚持表达这些论点时，我有意避免窥视、诊断任何人的思想状态。我的重点是论证的精神，而不是意识的隐秘运作，是修辞的作用而不是历史个人。诚然，把重点放在“怀疑”之上，就容易不当地夸大它。我在第一章指出，批判是一种主要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海伦·斯莫尔（Helen Small）指出：“人文学科的研究经常诉诸描述、欣赏、想象、启发和揣摩，而不只有批判。”确实，日常教学、写作和思考跨越了不同的活动，任何在本科生课堂上待过半小时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当学生和老师围绕着选定的文本交流时，情绪会发生变化——批评的告诫中穿插着亲和（affinity）或同情（sympathy）的闪光，浪漫希望的爆发与对意识形态潜台词的解读并存。然而，然而，我们用来描述和证明各种活动的语言仍然非常不发达。捍卫文学研究的价值，断言它促进了批判性阅读或批判性思维，这似乎更容易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想想那些无处不在的理论课程，它们经常为英文系的学生提供一个概念工具包，“理论导论”其实就是“批判理论导论”。简而言之，虽然批判不是文学研究的唯一语言，但它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元语言”（metalanguage）。让我在一开始就说明，这本书不是反对批判的辩论，不是站在制高点上对同行的顽固或愚蠢大喊大叫。我之前的写作（关于女性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等主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批判性思维的传统。我成长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传统，至今仍从教授福柯的过程中获得乐趣。我不想让时光倒转，也不想被瞬间穿越回“新批评”（New Critical）的美好往昔，去聊一聊讽刺、悖论和歧义。但是，文学学者愈发混淆了“部分思想”和“整体思想”，而一旦如此，我们就失去了思想和表达的诸多可能性。毕竟，一种特定的阅读风格竟如此轻易地成为默认选项，这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批评家们如此轻易地审视、揭露、戳穿、颠覆、瓦解、阐明、扰乱、提问和愤怒？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确信一个文本隐瞒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的任务是找出隐藏在文本凹陷处和边缘的东西？它掩盖了哪些思想和想象的选择，遮蔽了哪些东西，又推翻了哪些东西？这种无处不在的批判性有什么代价？我在第一章中认为，这些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学者之间的内部争论。文学研究目前正面临合法化的危机，这要归结于某种价值语言的枯竭，它使我们难以找到学生应该关心《贝奥武夫》（Beowulf）或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理由。为什么文学值得我们去研究？近几十年来，这些问题常常被当作唯心主义或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不予理会，这受到一种特有的怀疑论思维模式的影响。充其量，小说、戏剧和诗得到了一些尊重，但也完全是基于同义反复的理由——身为批判性的思想家，我们要重视文学，因为它参与了批判！于是，我们就对文学进行批判。我在第一章中仔细研究了这一思路，并将其置于更广泛的阐释史中。我反对“怀疑”是“一种固有的善”（an intrinsic good），也不是严谨思想和激进思想的保证。利科的观点让人们注意到情绪和方法的基本原理，这是他的一大贡献。学者们普遍认为，他们的论点是否成立，取决于他们论证的价值和不可抗拒的证据，因为它们很有分量，但他们也接受一种低调的情感基调（affective tone），可以加强或削弱他们论证的魅力。从这个角度看，批判的疏离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情绪的一种表现，是某人对自己主题采取某种立场，使自己的论点有意义的一种方式。
这与知识分子角色的培养息息相关，这种角色在文学研究及其他领域都受到高度重视——知识分子需要多疑、知情、自我意识强、头脑冷静、不知疲倦地保持警惕。我和阿曼达·安德森（Amanda Anderson）一样，认为“性格”（characterological）因素在思想辩论中起决定作用，并将冷漠、傲慢和多愁善感等性格特征归因于思维方式，哪怕这些因素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批判不仅是方法的问题，还是一种感受力的问题，我也可以称之为“批判情绪”（critical mood）。
利科的“阐释学”让我们思考如何解读，为何而读。接下来，我把“怀疑”的解读视为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我努力与我的研究对象平起平坐，而不是四处寻找隐藏的提线木偶师。与此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一旦我们正视批判的修辞维度和传统维度，就很难坚持所谓的批判例外论（exceptionalism），就没有那种有别于其他思考和写作形式的固有优越感。比如以下观点：“批判的任务是拒绝简单的答案，去除思想呈现的可靠性和熟悉感，以便给思考一个机会。”正如我们所见，类似的陈述充斥着近来关于批判的历史，声言严肃且正确的“思考冒险”，与已有的僵化范畴形成对比。批判不是简单的答案和结论，不是唾手可得的措辞。我质疑这种将批判视为外部编码（codification）的说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认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批判形式（任何形式或流派都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被重塑)），而在于质疑批判声称的特殊性。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支撑“怀疑”解读的空间隐喻（spatial metaphors），仔细研究了“作为考古学家的批评家”（critic-as-archaeologist）的语言，他们在文本中“深挖”，找回被掩盖和掩饰的真相，然后转向“作为讽刺作家的批评家”（critic-as-ironist）的修辞和姿态，从文本中“后退”，通过知性平和的目光使其陌生化（defamiliarize）。第三章提出，怀疑与讲故事（storytelling）紧密相连。批判编织了戏剧性或情节性的叙事，其中一切都有关联。从学者变身侦探的人思考“过错”和“共犯”的问题，把因果关系拼凑起来，使犯罪能够识别，使动机能被归结，然后阐释蛛丝马迹，追踪有罪的一方。批判并不是脱离实体的空中楼阁，不是自由自在的思想舞蹈，而是一套相当稳定的剧目（repertoire），囊括了故事、比喻、转译、语言话题和修辞伎俩。在第四章中，我密切关注风格和感受力的细节，为批判的政治和哲学主张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批判是极具感染力和魅力的想法，它把一切都吸引到它的势力范围内，巡视着定义严肃思想的边界。它是知识的严谨性、理论的先进性和坚决反抗现状的同义词。它从康德（Kant）和马克思的传统中汲取了一种哲学厚重感，同时也保留了一种前沿的感觉，重新调整自身以适应新领域的需要和要求。对许多人文学者来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却成了唯一可以想象的事。我说过，批判是对深刻智慧和独立思想的运用。同样，拒绝批判就是陷入自满、轻信和保守主义的泥潭。谁会愿意与不加批判的人站在一起？批判的消极性因此被转化为一种光环效应，它成了一种严谨而正直的光环，为持不同意见的立场镀上一层金。我质疑这种风气的根深蒂固，同时加入了更多声音，包括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研究的声音，也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面向对象的本体论和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流派。认为对批判的任何质疑只能是一种反动的姿态或保守的阴谋，这种结论越来越可笑了。然而，我们要在那些对批判持保留意见的人和那些谴责批判不够批判的人之间做出初步区分，这样大有裨益。后者的立场并没有远离批判，而是加大了批判的力度，哀叹它未能实现激进的承诺。因此，这类人会作出如下反应：“批判并非十全十美，只因我们偏离了批判的正统道路。”或者说：“批判变得虚伪了，我们成了被审视的现状的同谋！”我们被告知，批判需要变得更加消极（以避免所有的共谋风险）或更加积极（这样它才能真正辩证）。我们被赋予了未来批判的蓝图，它将超越目前的缺陷和失败。简而言之，这成了唯一可以想象的补救方法。批判不足就要求更大、更多的批判，以百倍的速率增长，带着新的活力和不懈的狂热去运用它。正如学者们心满意足地宣布，批判是一项无止尽的任务呀！可是，如果批判有其尽头，而并非无止境，如果批判有其极限，而并非不犯错，如果我们承认批判有时大有裨益，有时效果欠佳，或者根本没什么用处呢？与其急于修补每一处漏洞，疯狂地堵住每一个漏洞的萌芽，不如承认批判并不总是最好的工具。我是务实之人，批判的诸多目标需要不同的方法，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维形式可以同时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因此，术语的选择变得至关重要。与批判的强大规范性概念相比，“怀疑的阐释学”并不排除其他可能——对利科来说，这些可能包括“信任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trust）、“复原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restoration）、“回忆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recollection）。它们为不同的方法留有余地。批判性的解读是文艺研究的途径之一，但不是它的天命。我不反对规范，没有这些规范，思考就无法进行，而是反对一种所谓的“反规范的规范性”（antinormative normativity），它无情地控制着我们——简言之，这是一种教条的怀疑论。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的思想生活已经失调，人文学者们说“不”比说“好”要流利得多，他们陷入了永恒的警惕，并且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很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自动论证。简言之，这是一个收益递减的问题，思维方式不再让我们感到惊喜，而是把其他的道路堵上，因为它们“不够批判”。批判并不能让我们更进一步。要问“怀疑的阐释学”之后是什么，并不是要拆毁批判，而是要把批判“去中心化”，拒绝把它看作阐释的全部和终极，而我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一样，怀疑“批判”是否已经“油尽灯枯”，因为任何试图遏制批判野心的做法，往往都被误解为对批判的残忍攻击，引发严肃思想即将消亡的可怕预言（天要塌下来了！）。撰写这本书的我有一半思想浸淫在批判之中，因为我也是运用批判多年的学者。我希望能避开皈依者的责备语气，避开被救赎罪人眼中闪烁热切光芒的说教。“对批判的批判”只会使我们进一步陷入怀疑，因为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质疑的死胡同。或许，我们可以重述“怀疑的阐释学”，而不是反驳它，我们可以不同角度凝视它，捕捉某种感受力的诱人光泽。与其说“怀疑”的解读是一种“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的苦行，不如说它是一种思想风格，注入了一连串激情和乐趣、强烈的参与和热切的承诺。它很奇特，具有多面性——对他者不信任，但也对自我强加指责；批判文本，但也迷恋文本，把文本作为批判之源；它消极，但不是唯一和确定的消极。接下来，我力求既慷慨又挑剔，既具有现象学意义，又具有历史意义，力求公正地对待批判风格的诱惑，同时思考它的极限。这本书的原标题是“阐释的恶魔”（The Demon of Interpretation），这句话来自史蒂文·马库斯（Steven Marcus）论述弗洛伊德方法的众多文章，但最终发现这个标题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因为我们不应该把“怀疑的阐释学”和阐释整体混为一谈，不能把前者的所有过错都归咎到后者肩上。这就严重低估了与各种文本，包括神圣和世俗文本的丰富历史。困扰文艺研究的不是阐释本身，而是像野草一样泛滥的过分批判的（hypercritical）分析风格，这种风格依然排挤了思想生活的其他形式。阐释不一定是对文本的粗暴践踏，对文本的象征性暴力，对文本的责备和指责，不一定需要在文本上镌刻唯一的“形而上”真理。简而言之，它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一件“阳刚”的事情。我不反对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所谓的“阐释症”（interpretosis），仿佛阐释的欲望类似一种令人尴尬的疾病或精神病症。阐释只是指用许多可能的方式试图弄清楚某事的意思和它为什么重要——这种活动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我们不需要抛弃阐释，而是振兴和重构它。这种重塑可能采取什么形式？这本书加入了一场关于未来文艺研究的生动对话，在开篇勾勒出一些指导性的前提，这些前提可能有所帮助。即使在怀疑论的鼎盛时期，也总有一种相反的潮流，批评家们将详细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评论、文艺鉴赏与对社会学、理论或哲学论证的公开敌意摆在一起。但是，我自己的方法非常不同。例如，这本书并没有在“新形式主义”（new formalism）、“新唯美主义”（new aestheticism）和“新伦理学”（new ethics）这些近来被重新评价的领域拿起武器反对社会意义。我并不主张将美学凌驾于政治之上，也不高谈阔论文学的激进和严谨，更不试图将它从天真、盲信的读者怀抱中拉扯出来。相反我认为，问题在于这种二分法造成的虚假景象，相信文学的“社会”层面可以从“纯文学”层面剥离出来（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它有一些社会层面）。那就不再有独立的领域了！正如最后一章指出，文艺作品不能不具有社会性、社交性、联系性、世俗性和内在性，但它们也可以炽热、非凡、崇高、特别，这并不矛盾，前者和后者相互关联，绝不对立。因此，没有理由为社会世界“侵入”艺术而叹息（社会世界什么时候缺席过？）文艺作品总是依赖其他文本、物、人和制度，参与互动关系。它们被摆放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参与在一起，争斗在一起，卷入在一起，相互嵌入对方。然而，我们要质疑那些思想捷径与把戏，比如批评家把对一部文艺作品的细读本身视作大胆颠覆或维持现状的证据。一个文本被解读为某个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的症候、镜像、索引或对立面，就好像存在着一套根本的对应体系，尤如中世纪宇宙观的图景，把种种事物都串到那上面去。然而，政治关系和影响并不是固有的，而是隐藏在文本错综复杂的褶皱（folds）里。
我们抓耳挠腮，四处寻找能证明这种说法的行动者、团体、集合和网络的详细描述。因果关系的证据在哪里？政治是许多行动者聚集在一起的问题，它不单独存在。那么情绪问题呢？一些学者对普遍存在的消极影响感到悲哀，敦促我们在思想生活中为希望、乐观和积极的情感留出更多的空间。虽然我对这样的论点怀有一定的同情，但以下内容并非为了积极的思想力量而做动员。这里也不会有令人振奋的劝告，让我们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永远看着生活的光明面。学术界充斥着心怀不满和失望的人、怪人和不合群的人。让我们毫不犹豫地捍卫那些顽固不化的人的权利。控制批判并不是试图把一种情绪强加给批评家，而是努力让批评家更容易接受文本中多种多样、色彩斑斓的情绪。用尼古拉斯·康普里迪斯（Nikolas Kompridis）的话来说，“接受能力”（receptivity）指我们愿意在面对一篇文章时“不封闭”，愿意让我们被自己读到的东西标记、打动和感动。在此，“怀疑”的铁丝网把我们挡住，把我们束缚住了，因为我们要防止被我们遇到的词语污染。批评家拿着盾牌前进，扫描地平线上可能出现的攻击者，害怕被欺骗，担心上当受骗。于是，批评家陷入了惩罚性审查和自我审查的循环之中，切断了自己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可能性。在最后一章，我勾勒出一种替代模式，我称之为“后批判解读”（postcritical reading，或译作“后批判阅读”）。我也对“后”（post- ）字有点厌烦，但对于我提出的方向，没有更合适或更恰当的词了。与其在文本背后寻找隐藏的原因、根本的条件和有害的动机，我们不如把我们自己放在文本前面，反思它如何展开、推进和实现。这不是微信主义或唯美主义，而是长期以来对文本地位的认可，它有助于改变，使事情发生。与拉图尔令人振奋的研究一道，法国出现的“新批评”提供了富有成效的资源，将解读视为行动者之间的合作生产，而不是对意义的解读，一种建构而不是解构的形式。而一旦我们接受了文艺作品的独特作用，我们就不能不以不同方式对待批判的任务。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文学的作用以及为什么这种作用重要，就迫切需要这样一种转变。最终的赌注在于，我们可以接受更丰富的批判方法，同时扩大了我们批判情绪的“剧目”。